为建设摄影强省而共同努力

摄影创作，除了各种器材和感光材料的基本性能之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因此，除了操作和运用器材、材料的技能以外，思维方法正确与否，是成败的关键。

从一般的逻辑思维学来看，正确的思维可以立即抓住问题的实质，获得成功；而不正确的思维却会导致原地打转，或走进死胡同，或陷入泥潭，或南辕北辙。

我国年轻的摄影艺术，所以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走入实用性、概念性、图解性的死胡同，成为形势的“出庭证人”、政策的“年轮”（胡武功语），除文艺方针、政治干预及民族传统的心理定势诸因素的制约外，还缺乏对摄影本体的逻辑方法的研究，因而被分析哲学（直接作用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逻辑方法牵着鼻子走，以致跌落思维方法的泥潭。新时期十年，摄影界，尤其是摄影理论工作者，都意识到摄影这种“牛入泥潭”的处境，也写出不少有创见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忧患之声震动着一个个守旧的心灵。但是，这些文章令人感到不尽“解渴”，原因是它们多列“病症”、“病因”，可又开不出“药方”，读时很激动，读完以后却很茫然，不知改变现状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那么，治“病”的药方应该是什么呢？俗话说，解铃尚须系铃人。要摆脱逻辑法则的束缚，恰恰必须从逻辑入手，切实地构设出一种符合摄影特性的新逻辑。因为，逻辑是指导人们进行思维的方法论，一种艺术门类，若没有形成自己的逻辑方法，纵使忧患之声如雷贯耳，也甩不掉牵鼻的“牛绳”。只有方法论的灵光，才能引导摄影走出泥潭，迈入新的途程。为此，本文拟移植模糊数学连续值逻辑的方法论，尝试为摄影创作思维建构一种符合摄影艺术品格的逻辑方式，这是一种脱胎于理性逻辑的感性逻辑，姑且名为连续值定格逻辑。

一、挣脱灰色之网

有句格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意思是说，理论是从丰富多彩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或定义，我们常靠它来认识生活。但理论比起发展变化迅速的生活来，它总是落后于生活，若仅借助概念或定义来认识生活，生活便失去原有的活力和光彩，变成死灰色。作为感性形态的艺术，更是如此。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们，总是告诫人们，不要从既定的观念出发，主题先行搞创作，要忘却观念，完全沉醉在五光十色的人生之中，体验和感受生活，这样，灵感便会油然而生，创造出佳作。然而，告诫归告诫，人们依然常落入臼穴，因为，在人类艺术领域的上空，一直笼罩着一张巨大的灰色之网，这张灰色网挡住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视线，其表现可以略举几种：

其一，预先确定好的设想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某摄影家决定到郊外某风景区拍摄野花，到了目的地，发现四周垃圾太多，就放弃了。这类摄影家的思维受到原定框框的限制，当现实与观念不符时，立即失去了自由的创作心境。其实，垃圾太多，何不在环境污染上作点文章呢？这种情况，正如加拿大摄影理论家帕特森所指出的：“大多数人习惯于演绎推理的方式进行思维。同样，大多数摄影师也用演绎推理方法进行观察。这样无论是否有意识地这样做，我们就有一个前提，或一个主题，我们根据逻辑思维确定该主题的含义，并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封闭式思维过程。我们很少从其他途径进行想象，探求别的前提或新的开端。”①

其二，思维惰性。人们一旦对生活形成固定的看法，便墨守成规地看待现实，很少发现新的因素。众所周知，伦敦是个多雾的城市，但伦敦人只知雾是灰色的，大家都习惯这么看。当印象派画家莫奈在他的代表作《日出·印象》中，将雾画成紫红色时，他们大为吃惊，以至嘲笑，后来才发现雾有时真的是紫红色。可见人的观念中，以一般掩盖特殊的思维惰性的确普遍存在。我国不少影展的金银牌作品，所以像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产品，是因为创作者、评判者固守一种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在此意义上说，十五届金牌作品《太阳与人》的出现，是时代的幸运，它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惰性，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当然，时代的幸运并不等于作者的幸运，一张平庸的作品，负载过多的扭曲的历史心理，送上历史的祭坛，这对作者来说是不幸的。为突破思维惰性之灰色网，摄影史演出了一场悲喜剧。

其三，贴标签式的概念分类。概念的出现，使事物的界限显得更清楚，社会秩序更有条理。这是工人，那是农民、商人；这是现实主义，那是浪漫主义；这是风光摄影，那是人像摄影，可谓泾渭分明。但多元化交叉发展的现代社会，使原有的概念界限变得模糊了，集工农商于一身者大有人在，若僵持概念分类，便会阻碍摄影家发现事物的多面性。我们民族传统中，那种“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的思维模式，就会演成“执一而毁万，握要而灭详”的悲剧。

其四，“雷池”──权威性的方针、政策。影坛上大量“配合性”、“实证性”的影展都受其制约。题材、风格不敢跨越雷池半步。

上述种种，像一张张灰色的障眼网，妨碍摄影家捕捉丰富多姿、变幻莫测的微妙瞬间。要从根本上挣脱这灰色网，必须寻找到网上的纲，从纲上开刀，网自然会脱落。

这网上的纲是二值逻辑。二值逻辑是传统认识论的逻辑基础，它建立在经典数学普通集合论的基础上。所谓集合，就是把一些确定的事物汇集在一起，比如，太阳系是一个行星集合，地球是这个集合中的一个元素。集合中的某个元素是否属于这个集合，区分得非常明确，或属于或不属于，二者只居其一，不能模棱两可，就像地球，要么属于太阳系这个集合，要么不属于。集合在数学上用特征函数{0，1}来表示，由于普通集合的特征函数只允许取{0，1}两个值，在逻辑学上便形成二值逻辑。二值逻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承认真假二值{0，1}，在下判断时，只允许一个命题成立，非真即假，非善即恶，非黑即白，总之，非此即彼，不允许亦真亦假、亦此亦彼。西方哲学的主流，历来是把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当作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的，这种单向性的思维方式，雄霸西方达两千年之久，近百年来，一引进我国，便与传统文化心理中那“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那非忠则奸、那遵命服从等思维模式合流，顽固地钳制着思维的自由空间。

二值逻辑靠概念、普遍规律和逻辑推理来认识世界，无论概念的得来或借概念认识世界，都具有排中性，即排除了事物运动过程的特殊性、偶然性和个性之后，才抽象出概念。二值逻辑排斥了事物的运动性、多因性和多面性，视这三性为不稳定、暂时、偶然、不统一、无秩序；视人的本能、直觉、潜意识等生命现象为无理性。德国哲学家尼采讥讽地指出，一个理性主义哲学家总是蹲在他的冰冷的概念世界里，生怕自己被感觉引诱离开这个安全窝。②所以，“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变成了概念木乃伊”。③

应该承认，二值逻辑在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哲学研究主要以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为对象，自然科学的逻辑命题无疑地是非此即彼。可是，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众多以人为中心的文化领域被不断开放出来，西方的分析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逐渐转向以人文研究为主体的文化哲学。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的基本用力点可归结为一句话：打破二值逻辑的专横统治，争取思维的自由空间。

有位哲人指出，若一个社会的哲学思想僵持不变，纵使发生一千次起义，一万次革命，这个社会依然会渐近稳定到她最初开始的状态。事实确实如此，西方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突飞猛进和人文研究的不断开拓，恰恰得益于哲学思想和逻辑方法的转变。文化哲学的先驱卡西尔率先提出“扩大认识论”的大胆设想，为哲学和逻辑方法的转向开拓了新路。他说：“我1910年的着作《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基本上是研究数学思维和科学思维的结构的。当我企图把我的研究结果应用到精神科学的问题上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般认识论，以其传统的形式和局限，并没有为这种文化科学提供一个充分的方法论基础。在我看来，要使认识论的这种不充分性能够得到改善，认识论的全部计划就必须扩大。”④卡西尔的“扩大认识论”，就是要把二值逻辑将之排除在外的感性形态都作为认识论的对象而包囊到哲学中来。这是挣脱灰色网的第一个回合。

几十年后，法国结构主义、现象学哲学、阐释学、消解学接连出现，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了“放大认识论”的计划，这些文化哲学的兴起，目的都是要解开二值逻辑的铁链，释放二值逻辑背后的事物本相和人的生命现象。因此，当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喊出：“直面于事情本身！”⑤的口号时，便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所谓“直面于事情本身”，就是要求不要被逻辑法则所束缚，而要直接把握住逻辑背后活生生的生活形态。

哲学思想及其逻辑方式的转变是不容易的，西方的文化哲学家为提出足以打破二值逻辑的新逻辑，真是煞费苦心。现象学家提出了“悬搁”逻辑，意思是把人们习以为常以至根深蒂固的二植逻辑思维暂时“悬搁”起来，暂时中止逻辑判断，以便人们可以不为逻辑命题所限，从而透过真假、善恶、美丑二值，直观那似真又假、似恶又善、似美又丑的生活本相。紧随现象学而兴起的“阐释学”和“消解学”与此异曲同工。“阐释”是要求释放、阐发二值逻辑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消解”是因为更深刻、更丰富的东西被二值逻辑遮住了、排斥了，所以首先要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网、消除逻辑的重压。

上述种种学派，使出种种“招数”，设想出种种新的逻辑方法，实际上都是力图突破二值逻辑的灰色铁网，使思维进入不断的辩证运动之中，西方现代史上这种哲学思想和逻辑方法论转向的创新，风起云涌，蔚为壮观。人类上空那理性逻辑的恢恢铁网，已被撞开许多缺口。但是，上述各种学派也好，辩证法也好，都未找到新的数学模型来描述新逻辑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都摆脱不了经典数学普通集合论的阴影。而数学是描述客观物质世界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的科学，“一切知识的原型都应在数理科学中寻找”，⑥方法论的转向如果未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其转向还是很不彻底的，还停留在语言的思辨圈子里打转。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诞生的模糊数学，才真正为新的逻辑方法提供了相应的数学模型。模糊数学的贡献，是在{0，1}二值之间，架设起无数个亦真亦假、亦此亦彼的连续值 ，于是，二值之间便建立起一个由此及彼运动的中介流程：

这个中介流程也就是二值逻辑背后的东西的空间形式，不必靠“悬搁”、“阐释”和“消解”之后才显示，它直接展示抽象概念以外诸因素相互联结、相互渗透、交叉的运动形态；它弥补了二值逻辑纯理性抽象的缺陷，二值逻辑从感性现实中抽象出概念以后就丢弃感性现实和特殊的形态，获得了概念便过河拆桥，而中介流程是一种连续值逻辑，它既承认二值的理性地位，又在二值之间建立起感性桥梁，在感性桥梁上，思维不受确定性概念的限制，心理处于自由状态之中，它超越理性又趋向于理性，思维在二值之间的连续值上自由活动。这种思维形态，是最好的创作和鉴赏的心态，这种连续值逻辑，是感性与理性的协调运动，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它是一种感性逻辑。

模糊数学连续值逻辑方法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上的灰色铁网被挣脱了，思维的自由空间借相应的数学模型而得以确认，这在人类的方法论史上开启了新的地平线。

我国近百年来，引进了西方的理性逻辑，不知不觉给自己的思维套上了另一个“紧箍咒”，文艺领域更是重灾区。近百年来，西方开始转移“阵地”，并接连不断地向“紧箍咒”发起攻击，而我们却奉为至宝，于是形成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剪刀差。

在摄影主体意识已经觉醒的今天，为谋求真正的发展，建立摄影本体论，摄影逻辑方法便成为本体论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上述的回顾，是为了正本清源，以便为摄影的发展寻求相适应的逻辑方法。综上所述，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侧重于神话语言学；结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和消解学侧重于语言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较为密切。看来，模糊数学连续值比较符合摄影的特性，摄影机在若干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捕捉的，恰好是中介流程上变幻多端的物态。可以断言，以此为切入点，移植连续值逻辑来建构摄影逻辑方法是大有可为的。

二、在连续值的中介流程上定格

甩开二值逻辑的铁链，连续值方法论的灵光引导我们来到灿烂辉煌的境界。这里，灰色的障眼网已经撩开，照相机镜头不再对准概念的对应物（如先进、落后、英雄、流氓等），而是“直面于事情本身”；这里，思维已越出“雷池”，保持着自由度和跳跃性，直觉顿悟的灵感思维处在充分激活的状态，灵感一被流动的物态所触发，立即进行“瞬间同构”。正如晓林评论影片《开国大典》所昭示的：“《开国大典》的最大突破，在于去掉毛泽东身上‘神’的光环，摘掉蒋介石头上‘鬼’的帽子，让他们都回到人。概念化的框框一破，影片的许多富有情趣而又意味深长的细节便源源而来。”⑦

的确，“认识论的转向”，是从概念向人的转化，是从自然科学哲学向人文学哲学的转化，是从二值逻辑向连续值逻辑的转化。

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流和变，流动的节奏快，瞬间万变。当我们企图摄取评论性的图象，去印证概念上的真假时，却碰到知识“大爆炸”、信息猛增的现实。当今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30年的变化，相当于牛顿以前300年内的变化。科技信息每年增加30～40%。人的生命本体在流变如此急剧的现代社会所经受的冲击那是可想而知的，这里有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有人的主体地位与机器泛滥的冲突。总之，流变不息的信息，构成一个多元交叉运动的流程，这里没有永恒不变的观念，没有永冻不化的冰山；这里充满着偶然性、零碎性、暂时性，没有永恒不变的规律性，只有连续值中介流程那种自稳态的协调性，在中介流程系统中，随机性行为是更为根本的，偶然、零碎、暂时包孕着必然、完整、守恒；这里，先入为主的观念框不到它的对应物，偶然的捕捉反而摄取了“决定性的瞬间”。

中国第四届国际摄影展览中，有一幅题为《交错》的作品。作者李兆军在现代社会新旧两种形态、两种观念交叉流变的过程中，抓拍到这样一个镜头：粗石块垒成的墙构成画面的背景，一个身着旧式蓝布棉衣、手执长烟斗的老农蹲在墙脚。这时，一时髦女郎擦身而过，与老农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农侧目而视。这画面既是行人的交错，又是新旧两种形态、两种观念的交错。照片是抓拍的，显然，作者的思维没有凝固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值命题上，如果有的话，他很可能找来一个旧式形象和一个新式形象，生硬地组合摆拍，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必定僵硬死板，老农那种困惑、惊讶的表情和戏剧性冲突的场面是难以获得的；与此相反，作者的思维处在流动状态，并以流动的思绪去观察流动的人生，终于在连续值的中介流程上定格出富有审美意味的瞬间。这是连续值中介流程上定格的实例，其描述模型如下：

传 定 格 现

统 代

图示中，X1至X5……是传统向现代运动的中介流程，每个X元素都呈传统与现代的交叉形态，只是越向前流动，传统的成分越减弱，现代的成份越增强。因此，它呈现的老农并非纯传统的形态，他身上已有若干现代的因素，而时髦女郎亦非纯现代，正因为如此交叉的运动，使二值概念在画面上无立足之地，也使画面的信息量增大，成为诱发审美想象力的“激素”。

当代中国摄坛上，与《交错》异曲同工的作品已不少见，如十五届影展的彩色银牌作品《新潮》、黑白银牌作品《反差》等等。从这类作品，我们看到，十年改革所带来的现代浪潮，激烈地冲击着古老中国坚固的城墙，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挑战，面对着变幻莫测的现代浪潮，平稳中庸的国民，变得惊讶、迷惘、彷徨，忽而喜悦地向往、投入，忽而恻隐怀旧、退缩。正是信息不断地增值，一切皆流，要形成确定性概念已来不及了，信息流冲开了摄影家长期封闭的心理，从而把摄影引向连续值的中介流程，随着镜头的自由移动，拍下一张张文化意识深厚、戏剧性强、信息量大、精神内涵丰富的好作品。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中国摄影走向世界的切入点，方法论的灵光初露端倪。

连续值定格逻辑作为一种感性逻辑，是世界性“认识论转向”、审美视野内移的产物。“转向”，即哲学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科学；“内移”，即从外部的观念形态向人内部的生命形态转移，对人的认识不再靠概念而是直接进入生命本体。当今世界，文化哲学浪潮滚滚，“转向”和“内移”构成了新的价值取向，中国摄影要走向世界，无疑必须进入新价值取向的轨道。问题是，国际艺坛上花样不断翻新，五花八门，若亦步亦趋，势必重蹈牛入泥潭的覆辙。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文化哲学和心灵哲学，不仅是现在的价值取向，也将成为未来哲学的主流。任何哲学都是跟一种逻辑方法论密切相关，理性哲学有理性逻辑（二值逻辑），感性哲学有感性逻辑（连续值逻辑）。中国的摄影艺术只要拥有足以引导潮流的感性逻辑方法论，就一定能走向世界。

连续值中介流程作为审美内移的产物，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为它在真假、正反二值之间架起过渡性的中介桥梁，连接了抽象概念绝对的是非、正反之间的鸿沟，在这座中介桥梁上，允许无数的多因、多变、多维的数值存在，构成由正向反或由反到正的运动。⑧正因为具备这种特性，连续值中介流程才无愧为生命形态的逻辑载体。一部电影《流浪者》，就是一个展示拉兹既是贼，又不是贼的中介流程，流程上，社会的偏见、法官的二值逻辑（贼的儿子就是贼）、恶势力的摧残、丽达的爱情等多种因素，组成无数个连续值，展现了拉兹多因、多变、多维的情感流程，这是二值逻辑所无法承载的。期间，又有多少瞬间可以定格为固定的画面！

关于生命的形态及其表现形式，法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格森，曾表达过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产生，生命冲动使得意识流变，这种流变是连续的、川流不息和变化无穷的，称为“绵延”。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绵延”的原动力，在生命冲动的作用下，绵延不能预测、没有目标、不受约束，是绝对自由的，生命冲动使世界“绵延”出千差万别的景象。面对如此自由的运动状态，如何捕捉它们呢？柏格森提出了他的直觉理论，他认为，直觉是最高级的、最深刻的认识形式，直觉比理性更接近生命，理性只停留在认识事物的表面和局部，而直觉才达到了“绝对领域”，也就是达到了运动变化的“绵延”。他说，依靠直觉“我将不再从我们所处的外部来了解运动，而是从运动所在的地方，从内部，事实上就是从运动本身之中来了解运动。”⑨

柏格森的“绵延”学说和直觉理论，大大充实了连续值逻辑，其“绵延”正对应于本文阐述的“中介流程”；其“直觉”也对应于“定格”。应该说，我们是借助直觉在中介流程上定格。

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是绵延的原动力”之说，更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生命冲动使得世界千差万别，这恰恰肯定了艺术创造的主体作用，过去的摄影成为“历史的见证人”的附庸，不正是摄影家被动等待事态发生然后摄之所造成的吗？

从新时期十年摄影思潮的某些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新摄影家群体生命冲动创造的奇观，看到连续值上定格的创作实践所展示的丰姿。

在“风情热”中，摄影家的创作冲动使其眼光由现实转向历史，以远离现代文明的远山僻野及民俗风情作为拍摄的对象，在现实与历史的中介流程上，展现了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宗教、有限与永恒、明朗与神秘、发达与闭塞之间的交叉运动和戏剧性冲突。在“文化热”中，摄影家们则把艺术视角投射到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冲突的中介流程上，从伦理道德、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国民性、经济反差、人与自然、灵与肉等多种元素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反映出在现代浪潮冲击下人们心理的差异与矛盾。从这些大胆的探索，我们看到连续值定格逻辑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也看到其审美魅力。在连续值上定格的照片，事物或观念处在交叉、对比的运动状态，有较饱和的紧张度和冲击力，又有充足的信息量，更兼人物表情和事件内容没有明确的概念在束缚，因而具有较大的审美诱发力和想象空间，能听到更多的画外之音，看到更多的画外之景。

我们坚信，连续值定格逻辑一定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无目的的目的性

法国当代着名摄影家杜瓦诺有一幅题为《行人穿越巴黎协和广场》的作品，这是一幅在连续值上定格的杰作。画面上，成群的小汽车迎面而来，一位体态轻盈的妈妈，推着小车子上的孩子横过广场，逆光使母子形成剪影，突出了妈妈的体态、步伐和对孩子的爱。在这组充满生命感的人物剪影对比之下，小汽车显得单调、呆板，像蠕蠕而行的小甲虫。本来，汽车是现代都市最好的交通工具，有了它，城市变得富有活力。但汽车与人相比，情形就不同了，人是世界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汽车是人制造的，是人的工具。在杜瓦诺的照片里，人与汽车的矛盾被生动地表现出来，人是那么轻灵、那么富有朝气，汽车则显得迟滞、呆板。作品这种对比性的语言，弘扬了人的主导地位，隐含着摆脱机器异化的动机。

《行人穿越巴黎协和广场》只是摄坛上千万张成功的抓拍作品之一，引用它，旨在借此引发对连续值定格逻辑另一层次问题的探讨。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照片是瞬间抓拍的，在理智还来不及思考的情况下，直觉顿悟的瞬间迸发和物化过程已同步完成，这“瞬间同构”的过程目的性尚来不及出现，可称为“无目的”。然而，当我们欣赏作品的时候，其理性目的却显现了，变成了“有目的性”。除此种情况之外，不少作品随意抓拍直至冲晒出来之后，仍没有标题，后来才追加上去。这类情况被称为“理性追加”和“理性升华”。如果说，拍摄时头脑中没有丝毫的理性渗透，也不会留下理性追加和升华的可能性。由此可见，连续值定格逻辑并不排斥理性，更不是非理性的。在中介流程的两头，连接的正是真假、正反两个理性概念，所以，连续值定格逻辑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自稳态的协调系统。

“无目的的目的性”是西方美学的开山祖康德提出来的美学原理。对于康德，人们毁誉各半，但有预言：将来，我们为着要寻求主体在认识中的功能和结构，可能要重新在康德哲学中寻找它合理的内核。此预言言中了，当我们从模糊数学获取连续值逻辑，企图借用其方法论来建构摄影感性逻辑时，为着寻求主体在感性逻辑中的心理功能和心理结构，果真要重新在康德哲学中寻找它合理的内核了。

运用连续值逻辑，在中介流程上定格，我们需要一种心理功能来协调理性与感性也即连续值与二值的关系，这种心理功能是“无目的的目的性”。康德说这是处理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心理功能。面对无目的的特殊形态时，普遍性（理性）不知不觉地向特殊性（感性）渗透；面对略具目的性的作品时，特殊性向普遍性作趋向性运动，去寻找普遍性，形成无目的而趋向目的、非概念而趋向概念、非功利而趋向功利的反思判断。这就是我们要在康德哲学（美学）中寻求的心理功能和合理内核。

由“无目的的目的性”，我们可以推出它的反题：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当我们带着明确的概念目的去寻找对应物时，思维被观念的铁链锁住了，眼睛被灰色网挡住了，逻辑规范束缚了想象力，企图使物象符合于一定的目的概念，于是物象的运动停止了、僵化了，有目的变成了无目的。摄坛上大量的命题摄影、图解性摄影千人一面，缺乏生命力之弊端，源发于此。

“无目的的目的性”还要求创作者自身不断打破已凝固的风格和技法，使本身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之中，即不断打破自身的理性逻辑。只有不断地进行既建立风格又打破风格、既建立结构又拆除结构、既自我肯定又自我否定的心理运动，才能不断开拓新路、不断前进，才能造就出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能成为艺术的代名词，其秘密正在于此。1985年北京的“‘现代摄影沙龙’85展”以及《现代摄影》1986年第8期推出的一批新潮之作，在破构建构方面作过一定的尝试，表现出摄影新一代的自觉意识和心理功能、视觉趣味的解放。

最后，“无目的的目的性”表现在进行人物摄影时，摄影家要想方设法去掉被摄者的目的性“面目”。在文明社会中，由于职业、修养、经历的缘故，不少人呈现出来的是一副职业面具或各种隐瞒内心感情的假面具，此外，还有一种是想着自己“正在照相”的面具。只有去掉各种“面具”，使被摄对象暂时现出“无目的”的表象，才可能达到拍摄人的真正性格特征的目的。丘吉尔被取走烟斗而现出怒容是成功的一例。美国摄影家P·哈尔斯曼为使被摄对象活现起来，他别出心裁，开创了跳跃摄影和跳动学理论。他让人们在相机前跳跃，拍下跳跃的姿态和真正的面部表情。他在《跳》一书中写道：在跳的一瞬间“人的力量突然爆发，克服了地球的吸引力。这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脸部及四肢的肌肉。人的假面具去掉了。真正的自我暴露无遗，人们只需利用相机便可抓住这一切。”⑩哈尔斯曼创造的又是成功的一例。

为了完善本文的命题，笔者向数学王国借来了模糊数学的逻辑方法，又转个弯回到老康德那里索取了合理内核。在来回奔跑之中，深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之薄弱，若真要建构起属于摄影本体论的连续值定格逻辑，还需要摄影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本文仅仅提出一种设想而已。

注释：

①弗里曼·帕特森《摄影与视觉心理》第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1988年版。

②参看《快乐的科学》第327节，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

③《偶像的黄昏》：《哲学中的理性》，《尼采全集》第8卷，第76页。

④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第69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导论”第2节。

⑥柯亨：《纯粹认识的逻辑》第43页。

⑦晓林：《杂谈〈开国大典〉的艺术特色》，《羊城晚报》1989年10月1日第4版。

⑧详见拙作《美在连续值逻辑的桥梁上流动》，《学术研究》1985年第4期。

⑨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第12页。

⑩P·哈尔斯曼：《跳》，转引自《信念的跳跃》，《国际摄影》1987年第3期。

本文获1989年我会举办“广东省第四届摄影理论年会”论文评选二等奖，发表于我会编辑出版的《广东摄影论文集》（第四辑）及《摄影之友》（1990.2，1990.3）。